引子
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广义的人祭，可以界定为出于宗教理念而杀人奉献给神灵的行为。这里的神灵包含上帝（帝和上帝在商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各种自然神以及尊贵的死者亡灵。把人奉献给神灵的原理，可能是贡献食物，也可能是贡献仆役或性奴等。在人祭遗迹中，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所体现。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其原理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升级
对于如何称呼不同规模的人群共同体，特别是万人规模的早期国家，中外学者使用过不同的词，如方国、酋邦、古国等。从便于理解的角度考虑，本书采用「早期国家」和「古国」之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落——部落——古国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描绘的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距今 6000—4000 年间的所有新石器时代人群都准时加入了这个进程。
多数早期国家并不能维持长久繁荣。距今 4300—4000 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古国兴衰的一幕：陶寺（山西襄汾）、石峁（陕西神木）、清凉寺（山西芮城）和王城岗（河南登封）等都曾出现古国气象，但在繁盛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水平。
第三章
二里头：青铜铸造王权
二里头之前的一千多年里，从江南到华北，已经出现若干辉煌古国——石家河、良渚、南佐、陶寺、石峁、清凉寺……它们一度建立大型的城邑，距离「文明」和王朝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经过短暂的繁荣，又都自然解体，复归简单无为的部落时代。
这反映了新兴的「都市现象」：当国家权力和统治阶层出现时，也会伴生庞大的贱民群体，或来自被俘虏的异族，或部落和宗族体系因各种原因被打散，而成为豪门贵族的私家奴婢或国家管制下的贱民，以及都市中的乞讨人群。而一旦丧失部落和宗族这样的互助组织，他们往往会被任意虐杀或死于饥病，并被随意抛尸，从而成为灰坑或地层中的尸骨。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镞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峁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上古的青铜制造业应当在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但这很可能是借后世的官僚制和君主集权制的运行规则来想象上古。二里头—夏朝还属于王权肇建、蛮荒未褪的时代，不同行业多属于特定的族群世袭经营，他们往往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在宫殿区尚未修筑宫墙时，二里头的手工业作坊区已经建起了围墙。当时属于二里头二期阶段，铸铜作坊规模还不算大，也没有发现青铜兵器，那为何要把作坊区的安危放在王宫之前？可能的答案是，作坊区的围墙是手工业族群自己兴建的，他们需要承担自己的防务，并且有这种资源和实力。实际上，青铜冶铸者的宗教风俗也有别于宫殿区，这也是他们族群整体自治的表现。
二里头从未发现大型城墙体系，作坊区和宫殿区有各自独立的围墙，这种现象被许宏先生称为「大都无城」。它的根源，很可能是宫殿和手工业族群的二元并立模式：冶铸人群承认宫廷王权的权威，但自主管理族群。
而且，二里头的青铜技术一直处在封闭之中，几乎从未向外传播。在近四百年里，二里头之外几乎从未出现成规模的青铜铸造产业，二里头风格的大件青铜制品（包括礼器和兵器）也很少出现在外地——除了一个遥远而孤立的南方殖民地。似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生产者以及王室和豪门都把青铜器当成秘不示人的宝物，从不与外人分享、交易。
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的大门看似很宽，实则很窄。这些困难和偶然性，又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第五章 商族来源之谜
商王朝建立之前（学者称之为「先商」），商族人究竟生活在哪里，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对此，考古学一直没有答案。发掘工作只能显示，有一群形象模糊、落后的人居然攻灭青铜王朝夏—二里头，建立了商朝。
据说，商人始祖是一名叫简狄的女子，有次在野外洗澡时，她见到玄鸟产下一枚卵，就吞了下去，结果生下儿子契，繁衍出后来的商族。上古时代，常有女子未婚生育的神话，据说这是母系时代「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征。周族史诗也是如此，他们的女性始祖姜嫄在荒野踩到巨人脚印而怀孕，生下弃（后稷），从而繁衍出周族。
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而联系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竟还可以北渡黄河，说明放牧的是水牛，而非黄牛。
游牧和农耕需要的环境很不一样。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在甲骨文中，最神圣的是「帝」字，写作，但其含义不明。有人认为，它是各线条汇合到一起，象征天地间的中心；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捆支起来进行燎祭的柴堆，用燎祭的造型代表接受祭祀的帝神。卜辞中，帝也称「上帝」，有时会在帝字上面加一短横，是为「上帝」二字的合文，写作。这一短横在现代汉字中演变成了点，所以现代的「帝」字，其实是甲骨文的「上帝」二字。
第六章 早商：仓城奇观
古史中，夏和商经常被相提并论，但从考古来看，它们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夏朝—二里头文化保守，并不热衷对外扩张，虽发展出东亚最为领先的青铜技术，但一直将其封闭在二里头作坊区厚重的围墙之内，很少转化为用于扩张的军事实力。
但商朝不同，经过开国之初的数十年整合和同化，商族开始大规模扩张，到开国二百年时，商的统治范围已经超过夏十倍以上，包含无数语言和风俗不相同的族群。从这个层面来说，早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二里头的衰亡和偃师、郑州商城的兴起，显示了夏商交替之际空前剧烈而复杂的族群整合运动：自新石器以来的漫长历史中，从没有哪一场部族征服和改朝换代，能带来如此剧烈的日用陶器的异地汇聚与风格转变。
巨大的仓储区说明，早商时期的王权有极强的控制力，甚至需要一个专业的官僚机构负责营建和管理。可以和它进行类比的，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君主集权国家机构。但很可惜，早商时代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宏大王权像是昙花一现，然后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即便是殷墟晚商的甲骨卜辞，也没有任何关于早商政权和社会形态的记录。考古发现的这些现象，给我们提供的疑惑多于解答。
第七章 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宫殿区壕沟堆积的这些人头骨，很符合现代人对商代文化的印象：以血腥著称，到后来的殷墟更是登峰造极。不过综合来看，考古提供的现象更为复杂：其一，商人并非生来就热衷杀戮和人祭，只是随着王朝步入扩张轨道，杀祭行为才陡然增加起来，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级宗教活动；其二，开国近200年时，商朝内部可能发生过一场王室「宗教革命」，提倡不杀生而掩埋青铜器的新祭祀方式；其三，改革失败后，则是动荡和内战，早商极盛时代宣告终结，随后是萧条、短暂而残酷的中商，而这更是人们不了解的商朝的另一面。
从夏都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宫廷区的祭祀行为看，商朝和夏朝存在非常明显的继承性。偃师商人学习了夏朝的宫殿区建设和祭祀方式：祭祀区集中在宫城北侧，以猪为主要祭品；开始时以幼年猪为主，国力强盛后升级为成年猪。在这方面，夏商两代的历程如出一辙。
但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二里头—夏朝宫廷区的人祭行为一直不太普遍，祭品也相对单调；偃师商人则在开国近百年后，越来越多地用人献祭，并摸索出了用牛、狗、鱼、鹿、兔以及稻谷等粮食混合献祭的方式——他们可能是认为神灵和人的口味应当是一样的，食谱花样应该多一些。
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开国50多年后，商人的扩张触角开始伸向晋南、关中东部，甚至湖北省。在新征服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材料。
另外，商人的人祭宗教也和他们的复杂来源有关。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在早商与中商之交，即商朝开国200年左右时，某位商王可能曾试图改革人祭宗教，用埋葬器物献祭代替杀人和杀牲。这场革新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王宫区锯制头盖骨的工作场戛然而止，大量即将完工的成品被投入壕沟埋葬，似乎商朝上层一夜之间皈依了「不杀人」的新宗教。
结合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坑，有可能是仲丁或者其父亲太戊（第九王）发起「埋祭改革」而引发了内战和萧条：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双方的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改革派被彻底消灭。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不过，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牢新兴王权，吉迪却没有多谈。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第八章 武德沦丧南土：盘龙城
江汉地区不仅有悠久的新石器文化，有过大型水利设施和繁荣的稻作城邑，还有民众参与度很高的乡土宗教，所以商人在这里设置据点，长期经营，自然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只不过，双方都难以预料它的结果：一百多年后，如日中天的早商王朝会因南土的影响而崩溃。
第九章 3300年前的军营：台西
张营人的食人风习应该是自身固有的传统，和商族关系不大，但新传来的铸铜技术却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击败周边部族，使得食用人骨的数量大增。这是一个被技术改变过的人群，但终究没有扩张成为早期国家。看来张营人比较安于部落生活，后来又迁移到了别处，消失在三千多年前的迷雾中。
对于蛮荒的上古时代，我们现代人能理解的实在很少。
第十章 殷都王室的人祭
小双桥遗址代表的「中商」不算长，可能不足百年，有残酷的人祭仪式，有巨大夯土台「周勃墓」，但商朝总体仍呈现衰微不振的迹象。直到从第十九王盘庚迁都殷地，这才算走出中商的低迷。
商王朝前后存续五六百年，殷商大约占了后一半，约两个半世纪，因此学界也称之为「晚商」。殷墟考古比较丰富，出土有大量的商王占卜刻字甲骨，发掘了王宫、王陵和多处商人的族邑及墓地，有属于王族的，也有普通商人族邑社区的。
商人高级墓葬的建设程序是，先挖掘墓穴和墓道，然后在墓穴底部挖出方形的墓室，里面用木料搭建椁室，犹如一座木房子。椁木往往雕花，刷红漆，造型美观，椁室内则放置棺木和最珍贵的随葬品以及墓主最贴身的殉人。墓主入葬后，椁室顶部会盖上木料，接着在墓穴二层台继续放置随葬品和殉人，然后填土，逐层夯筑，直至大墓完成。
有些埋葬在王墓二层台上的殉人地位较高，有自己的棺材，也有青铜兵器和礼器以及玉器随葬，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名随葬人。
王陵的墓穴和墓道里还残留着大量殉葬尸骨。殉人的程序是：一，先在椁室底部挖若干坑，分别埋入一人或一狗，人多持青铜和玉石兵器，身份是墓穴守卫者。这是商人「腰坑殉狗」葬俗的豪华版本。二，安置完这些殉人和殉狗后，再搭建椁室。三，在墓中各处摆放殉葬人，如棺椁外、墓穴内、墓穴边缘土台和墓道，甚至对墓穴填土夯筑时，也会继续埋入完整或被肢解的殉人。每座王陵的殉葬者至少有数百人，这还是被严重破坏之后的数字。
有些墓穴和墓道因装不下过多尸首，所以会只埋入人头。
有些王陵里还是能发现一些出人意料之物，如巨大的鲸鱼骨头，看来商人与海洋一直有某种联系，只是现存的甲骨文从未记载这些，我们也就无从知晓细节了。
商代王陵祭祀的一些细节：
一，这些祭祀坑分两种：一种南北朝向，占大多数，埋的是斩首的青年男性；另一种，东西朝向，埋的主要是全尸的青年女子和幼儿。从叠压次序来看，东西向祭祀坑要晚一些。根据坑中器物，发掘者推测，南北向坑是武丁王时期的，东西向坑是武丁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甚至祖甲之子廪辛王时期的。总的来说，这些祭祀坑的使用时间跨度近百年。
二，在甲骨卜辞中，砍头献祭多称为「伐」，这是商王献祭时使用最多的方式。就发掘的南北向祭祀坑看，多数砍得颇为草率，「有些人的颈椎上还残留有下颚骨，或上颚骨。在有的下颚骨上亦可以看到刀砍的痕迹」。1959年发掘的祭祀坑也有这种现象：「人骨架……存上下颚骨，牙齿俱存，斩杀时惨状可想！」在砍头之前，有些人牲可能经历过虐杀：「有的骨架上肢骨或下肢骨被砍，有的人架手指被砍去，有的人架脚趾被砍去，还有的人被腰斩……M161内埋奴隶遗骨八具，头皆被砍去，而且大部分手指和脚趾被砍去。」
三，还有些人牲甚至被肢解。甲骨卜辞中有祭，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剖腹取肠、剁开肢体的祭祀。此外，还有「岁」（嵗）祭，甲骨文字形是用斧钺剁开肉块，也是一种肢解献祭。所以，一些祭祀坑中填满了被分尸后的残骨。比如，M141，乱骨「重叠三四层，堆积高达1米」，应当包含数十人；M137，有四具肢解后的残骨，有的骨头有刀痕，似经历过剥皮剔骨等操作，此外还有人牙四颗、狗牙五颗和猪牙三颗，发掘者推测，可能有些人牲是和猪狗一起被屠剥、烹食和献祭的。
四，在稍晚的东西向祭祀坑中，人牲主要是青年女子和幼儿，大多被捆绑活埋，很多人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少数坑也混杂被斩首的男子。个别坑以埋葬器物为主，如M229，埋有大小铜鼎两件，铜斗一件，陶器两件，以及两腿被绑、俯身活埋的幼童尸骨一具。
五，上述这些祭祀坑中，只有极少数有「随葬品」，主要是一些随身佩戴的小件玉饰，如玉簪和玉鱼，说明个别人牲并非赤贫的战俘或奴隶。其中，在八名有较高级饰物的人牲中，属于早期南北向坑的两座，晚期东西向坑的六座。这样看来，好像武丁朝后用相对有些身份和财产的女性献祭的现象增加了。但这种区别未必是祭祀礼仪的变化，毕竟1976年发掘区面积和样本有限，并不能代表总体情况。
六，经统计，这191座祭祀坑共埋有尸骨1178具，但这并不是完整数字，除了有些坑被破坏，还因1976年的发掘比较仓促，统计有疏漏。2013年，考古队再次挖开了当年发掘过的三座祭祀坑（M57、M58和M208），原报告中，这三座坑分别埋有六人、八人和七人，但经过重新核对，每座坑均埋有十人。按照这种漏计比例，1976年发掘的尸骨总数会达到1683具，减去22座完全被破坏的坑，按169座统计（包含21座被局部破坏的），则平均每座坑内大约埋葬十名人牲。此外，王陵区有些地段还没有进行探查，而且很多坑已被农业活动平毁。1976年发掘时，考古队从村民中调查得知，以往该地棉田内时常挖出成堆掩埋的人头骨。这应当是无意中挖毁的祭祀坑。
七，按位置和尺寸，1976年发掘的这191座祭祀坑可分为22组，每组代表一次单独的祭祀活动。坑数最多的一组有47座，最少的有一座。照此计算，则平均每次献祭挖坑8.7座。目前，王陵区已经发现祭祀坑约2200座，按上述规模计算，应当有253组，恰好和殷墟王陵区的使用时间接近，照此推测，王陵区大概平均每年会举行一次大型祭祀，并埋下一组祭祀坑，如此持续了约两百年。
八，王陵区祭祀坑内埋的并不都是人牲，还有少数「牲祭坑」。1978年，祭祀区南侧发掘出40座祭祀坑，其中，有30座埋马117匹，有五座各埋一人，还有五座埋的是各种家畜和兽类，除了猪狗牛羊，还有亚洲象、狐狸、猕猴和河狸。牲祭坑排列严整，各种动物的摆放也非常整齐规范，甚至有种美感。其中，亚洲象很年幼，尚未长出门齿，背部有一枚铜铃，显然是人工养殖的。在它的前方坑角，摆放的是一头幼猪，大小相对，构图感很强。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猪狗牛羊属于商王奉献给先祖的食物，马和各种野生动物是给先祖的生活用品和玩物。比如，1976年发掘的一座坑中，就埋有一人和五只鹰，这应当是把驯鹰师和鹰都献给了先王和先妣。
殷商的王陵祭祀对男性人牲和殉人多用斩首，甚至肢解，而女性则多能保存全尸。这背后的宗教思维可能是：男性俘虏和奴隶具有反抗能力，砍头可以使其灵魂彻底驯服；相对而言，女性奴隶和战俘则缺少攻击性，甚至也有给男性先王和诸神充当性奴之用，自然需要保存全尸。当然，性别不全是区分用途的标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牲（殉人），都可能被肢解、剔剥，甚至烹饪加工。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不可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
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戈，是商人使用最多的兵器，甲骨文写作。而以戈为部首，又有一系列会意字，如伐，甲骨文写作，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极多。用戈砍一个人，是伐；砍两个人（象征多个），则是「歼」，甲骨文写作，至今繁体的「殲」字还保留着原字形。殷商的人祭多用羌人，可能是为书写方便，占卜师甚至给「伐羌」专门造了一个字，甲骨文写作，字形是用戈砍一名羌人。戍，甲骨文写作，像一个人扛着戈，代表出征和戍卫。戎，甲骨文写作，是「戈」和「盾」两个字的组合，意为战争。西部周族语言中的「戎」字有野蛮人之意，如「戎狄」，被后世一直沿用，但商族人的戎字本无此意。翦，甲骨文写作，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羽毛的意义不详，也许商人崇拜鸟，就将鸟羽作为神圣的标志。但在甲骨卜辞里，不仅有商人「翦」别族，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双马拉的双轮轻型战车是如何进入商朝，或者说如何进入东亚的，至今还是个历史谜团。这种技术来自五千年前中东地区出现的牛拉、驴拉轮式车辆，以及黑海北岸的草原人驯化的马匹。三千多年前，驾驶着马拉战车的「印欧人」四处扩散，远及南亚次大陆和希腊半岛，比如，古印度梵文史诗或荷马史诗中就曾多次歌颂这种英雄的座驾。
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比如，越是古老的葬马坑，马的个头往往越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在上古时代，马拉双轮战车是唯一可以提升陆地交通速度的工具。
在商代前、中期，从未发现马车的踪迹，只有人力推拉的小型双轮车辙痕。夏—二里头和商代前中期遗址中几乎从未发现马骨。华北北部有些族群遗址中发现过马的骨头，但也只是将捕获的野马作为食物，从没有驯化马的迹象。
到盘庚王迁都殷地后半个世纪，武丁在位时期，却忽然出现了成熟的双马拖曳双轮战车，比如，殷都宫殿区乙区埋祭了四辆双马拉战车，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墓中有六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可以说，马车在殷商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从一开始，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
也许是某个中东地区的马车族群进入了中亚和蒙古大草原，又南下穿过燕山，在山西或河北地区遇到了商族人，然后，商人迅速掌握了驾驭战车、繁育马匹和制造车辆的技术。另一种比较缓慢但可能性更大的方式，则是马车技术自西向东，在若干个族群之间经历了「接力」式的传播，最终到了商人手里。
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关于马车的记载主要属于武丁王，但这不等于武丁时期使用马车次数最多。从考古发掘可见，武丁之后，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到殷商晚期，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不仅王室祭祀、殉葬要埋车马，殷都内外越来越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商人以族为基本社会单元，这在墓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所谓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族墓地一般排列有序，族长与同族成员葬在一起，位于靠前或居中较尊贵的位置，一般不会脱离族人单独埋葬。男性族人往往有兵器随葬。族墓地的成员，虽然彼此之间贫富差距可能较大，但都享有同一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同样的族徽。那些被统治的农奴不可能葬入主人家族的墓地，除非作为殉葬人。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商人的「族」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这属于「分封制」或「封建制」的社会规则。其基础原理是，因社会发展程度低，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很难采用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权力结构，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商文化有残暴血腥的一面，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
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也就没有赋税和兵役制度。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而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但没有量化要求。
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凭借独步天下的青铜技术，早商王朝曾经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长江畔的盘龙城商城；但早商的迅猛扩张，也蕴含着未知的风险。
军事上，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但毕竟和王朝腹地山河悬隔，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那些异族俘虏本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所以，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也要取悦诸神，维护商文化的兴旺。
武丁王奠定了殷都的布局和之后二百年殷商文化的基调，其陵墓虽然已经被毁弃，无法确认，但他的夫人妇好的墓穴却被完整地发掘，由此，现代人亦可以见识商代王室生活之一斑。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很多铜器上有铭文「妇好」字样，直接证明了墓主的身份。还有铭文「后母辛」：「辛」是妇好的出生日，用天干日起名是商人的习俗；「后母」，则是她为商王生育过子女后获得的尊称。
早商和中商时代，铜器表面的纹饰很少；但到妇好时代，青铜器表面开始铸满纹饰，显示了殷商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提升。
还有一件玉扳指，表面有容纳弓弦的细槽，还有钻孔用来穿绳携带，便于戴在大拇指上拉弓开弦，属于实战兵器。
墓中的铜器铭文，除了「妇好」和「后母辛」，还有一种是「后母」。发掘报告认为，也是妇好的名。其他铜器铭文，则还有「亚其」「子束泉」等人名。他们可能是妇好的亲人或同僚，把自己的铜器赠送给了妇好。
武丁是商朝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王，奠定了殷都的格局以及商朝后期的疆域，遂被后世称为「高宗」。
甲骨卜辞没有记载他的在位时间，但《尚书·无逸》记载，周朝建立后，周公在一次对殷商遗民的讲话中曾提到高宗武丁「享国五十有九年」。我们不知道他几岁继位，即使只有十岁，也意味着活了近七十岁。
在殷商，从盘庚到纣王，中间一共有十二位商王，历经二百多年，可见，武丁王在位时间几乎占了四分之一。而在传世的史书里，完全没有出现过武丁的夫人，倘若没有殷墟甲骨和墓葬，我们将完全不知道妇好和妇妌的存在。
第十三章 大学与王子
「子」和亚长的后人应该繁衍了很多代。周灭商后，其后人和其他王族被迁到了商族人的起源地——商丘，并在那里建立宋国，继续传承商王家族的血脉。至于他们能否放弃血腥的杀祭宗教，这就是一百多年后的故事了。
第十四章 西土拉锯战：老牛坡
关中盆地在群山环抱之中，犹如一片东西狭长的柳叶，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沿途接受沣河、灞河、泾河和北洛河等支流汇入，最终注入黄河大拐弯处。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关中盆地内一直有众多繁荣的小村落，但到了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华北各地开始进入普遍的动荡和战乱。关中也不例外。今西安市西郊的客省庄（二期）就出现了大量杀戮、冲突甚至人祭的迹象。但不知何故，关中的新石器人群未能「进化」到早期国家。龙山动荡期过去之后，这里又回归仰韶时代那种与世无争的社会状态。在关中之外，南佐、石峁和陶寺等古国兴废倏忽，夏、商文明迅速迭代升级，却都没影响到关中的宁静生活。这是上古时代的常态：并非所有的人类社群都会自动进化成更大的共同体和国家；事实是，多数会一直停滞无为，直到被强大的古国或王朝吞并，被强行裹挟进人类的「发展」大潮中。
王朝扩张也会引发土著的反抗。关中是商王朝的「西土」边疆，也是献祭人牲的重要来源。商朝的势力虽在这里活跃数百年，但从未占领整个盆地。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记录着商朝对关中数百年的经营史。
伴随商人而来的征服和残酷统治，自给自足的土著村落成为商人统治下的奴隶庄园。一方面，开采和运输铜矿石需要较多劳动力，怀珍坊的这些死者可能是被奴役和虐杀的本地劳工。另一方面，这些人仍然拥有比较正规的墓葬，墓穴里有几件简陋的随葬品，说明他们还生活在自己的村落和家庭环境中，死后也由亲人安葬。
怀珍坊的早商文化层很薄，没有更晚的（殷商时期）陶器和铜器，说明这个据点只是昙花一现，然后被永远废弃。
第二轮「西进运动」是武丁开启的，重点指向晋南和关中盆地。商人入侵者持续向关中西部推进，与各种土著部落频繁发生激战。这是上一轮自发扩张潮从未能抵达的地区。
关中西部有一个叫「周」的羌人部族。有一条甲骨卜辞的内容，就是武丁占卜要不要亲自去征讨周方：「丙辰卜，宾贞，王惟周方征。」（《合集》6657正）此外，武丁还多次占卜需要派哪些武装去「寇周」，寇也释读成「扑」，都有征伐之意。这种卜辞多达九条，预备动用的武装则有「多子族」：「己卯卜，允，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还有犬侯、尹侯、崇侯虎以及一些字形无法释读的侯和人名。可见，武丁动用的兵力非常强大，尤其是「多子族」，它是商王族的武装，陈梦家将其比作清代的八旗军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武丁这里讨伐的羌人周族（姜姓周族），和后来周文王的姬姓周族不一样。武丁王时期，周文王的先祖姬姓周族还生活在偏远的陕北山地，而非关中盆地，商朝还不可能知道他们。当然，羌人周族和姬姓周族还有血缘上的联系，后面我们会对此详细介绍。
商人军队消灭姜姓周族后，占据了岐山之南、渭水之北的周原地区。然后，武丁王册封了一名王族显贵统治周原，在甲骨文里，他被称为「周侯」。注意，这是商人建立的周原侯国。
再到几代人之后，商朝授予周文王的封号则是「周方伯」。伯是异族酋长，商朝是不会给异族头领「侯」的称号的。
武丁曾占卜一位「妇周」的病情会不会延续。「妇某」的称呼专用于商族血统的后妃，比如著名的妇好。倘若是异族女子，哪怕成为商王宠妃，也不会享有这种称呼，比如末代商纣王宠爱的妲己，她来自「己」姓的苏国，而非「子」姓的商族，所以不能称「妇妲」。
武丁死后，他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相继为王。《史记·殷本纪》记载，祖甲「淫乱，殷复衰」，周侯之国遂被废弃。自此，商人势力撤出关中西部，这里彻底萧条，连青铜器也很少被发现。但商人还是固守住了关中东部的老牛坡，在这里，武丁王新册封了一位商人贵族，他就是《史记》和《封神演义》里鼎鼎大名的崇侯虎。
从甲骨文字形看，崇字中间是一张树立的床，上下各有一个类似方括号的符号，「床」可能是音旁，和「崇」发音接近。在卜辞中，这个崇字经常被写得非常瘦高，超过正常的两个字的高度，可能用来表示它有「高」的含义。从音和意来看，它都很接近「崇」字。
考古发掘显示，在老牛坡三期（相当于殷墟前半期，武丁王的西部扩张开启之时），一批身份更高的商人来到这里定居，兴建起高等级建筑，老牛坡因此从普通据点扩大为城邑和侯国。这可能是崇侯虎建国的开端。
商朝需要在关中建立稳定的前进基地，而老牛坡位居关中盆地中心，有铜矿资源，还有商人征服者上百年的经营史，各方面条件都最合适。
崇国—老牛坡后期的安定繁荣，和商人招降了一支北方山地部族有关，这便是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他们被安置在土著和商朝反复拉锯的周原地区，而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也自此开启。
第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诗与考古
周族的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生活在一个定居村落里，有房屋院落和小巷，有放牧的牛羊，村外平地上生长着树林，村民在林中伐木建屋。看来，这是一座位于平原，至少不是崎岖山地的小村落。
姜嫄曾经向神明献祭，祈求自己婚后能生育儿子。然后，她便踩到了上帝留下的巨大脚印（郑玄注疏说，是大脚印上的拇指部分），从而怀孕，最终顺利生下了一个儿子。姜嫄非常紧张：「还未结婚就生下孩子，难道是我的祭品没能让上帝满意才导致这结果吗？」她试图扔掉这个婴儿，结果一系列神迹保护着婴儿活了下来：被扔在小巷里，有牛羊来给他喂奶；被扔在平旷的树林里，结果遇到村民们来伐木；被扔在寒冰上，鸟群飞来用翅膀给他取暖。婴儿的哭声响亮，一直传到大路上，所以总会有人发现和照顾他。等到他能够爬行，就可以自己找食物吃了……姜嫄最终是否「收回」了儿子，史诗里一直没有提及。等这个儿子长大之后，他开始从事农业种植工作，播种大豆、粟米、麻、麦、瓜，还掌握了一系列管理庄稼的技术，比如除去杂草以让各种作物长得茂盛，培育出各种庄稼的优良品种。这个儿子，名为「后稷」，字面的意思是「谷物首领」。在上古，「后」的意思是首领，「稷」是谷物。《史记·周本纪》说，因为儿时被母亲遗弃，所以他的名字是「弃」。这应该是较早的本名；等他壮年事业有成后，才有可能被尊称为「后稷」。
同样是未婚生子，简狄繁衍出商族，姜嫄繁衍出周族。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早期母系家族的表现：女子不出嫁，男子到外部落约会临时性伴侣，所谓生子「知其母，不知其父」。不过要注意，在《生民》里，姜嫄发现自己未婚先孕后，还是会感到恐惧。而这是父系家族时代的观念。所以，《生民》反映的应该是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正交替的时代，在当时，两种家族观念还杂糅并存。这也正是男性始祖领袖产生的背景：从母系家族诞生，然后建立起自己的父系家族与国族。
后稷成年之后，需要按照父系家族的规则娶妻。他的妻子是个姞姓女子，后世的周人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观念：「姬姞耦，其子孙必蕃。」意思是说，姬姓和姞姓通婚能生育很多后代。但这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西部族群的「同姓不婚」禁忌（商族人很可能没有）。后稷此时还身在姜姓有邰氏部族，属于姜姓成员，不适合在母亲的姜姓部族里找配偶，而附近有一些姞姓族群，可以和姜姓婚配。
从距今四千年开始，全新世大暖期逐渐结束，中国西北部海拔较高的地区首先受到影响，气候呈现从暖湿转向干凉的趋势。这种变化更适合畜牧，所以高地居民的粮食种植逐渐减少，牛羊畜牧业比重则缓慢上升。
现代史家经常误以为戎狄就是游牧族，其实不然。这需要解释戎和狄在周人眼里的含义。在商人的甲骨卜辞里，没有戎和狄。周人说的戎，是地域和文化与周族比较接近，但略微「野蛮落后」一点的族群。最明显的是，戎人也有族姓，比如姬姓和姜姓，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他们和周人有渊源。实际上，在商人看来，周与戎区别不大，都属于广义的羌人。而在周人眼里，狄则是个更野蛮的族群。春秋之前的文献，几乎没有关于狄人的记录。春秋的狄人，族姓是「隗」，而商代甲骨卜辞中有「鬼方」，也许他们之间有些关系。
脱离姜姓有邰氏部族的生活圈后，后稷的后人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族姓——姬，以表示他们和姜姓群体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遥远，可以通婚了。这就是后来建立周王朝的姬周族。
周人始祖名后稷，在古代，稷泛指谷物，但也有狭义的高粱之意。[插图]碾子坡遗址有掩埋高粱祭祀的遗存，说明在早期周人的观念里，高粱与周始祖有着密切联系。碾子坡人饲养的马、牛、羊很多，这些牲畜需要较大的草场，仅靠农作物秸秆和村落附近的草地应该很难维持。为了放牧，他们需要在一二十公里的半径范围内移动放牧。而牛羊容易走失，还要防范野兽和异族人的袭击，所以最合适骑马放牧。碾子坡人很可能已经学会了骑马。在先周碾子坡，没有发现炼铜和铸铜的遗迹，但有少量铜器。这显示了碾子坡和外界（很可能是商王朝）的联系。
从时间上看，碾子坡埋祭坑只略晚于郑州商城的那场「宗教改革」，而且其墓葬也显示有商文化移民的存在，这就是先周晚期的M163墓。墓主是一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墓穴中央挖有一脸盆大小的坑，里面有兽骨，发掘者推测是狗骨，其上先是被一块石板盖好，再安放棺木。这是典型的商人「腰坑殉狗」葬俗。
在碾子坡墓区，目前只发现了这一座商式墓。但这名商族男子肯定不是孤身一人，至少得是一家人，因为给他构筑墓穴的人显然也懂得商人的墓葬习俗。故而，上述青铜器埋祭遗存和商人葬俗显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郑州商城的宗教改革引发内战后，可能有少量失败的「革新派」商人逃亡到了遥远的碾子坡，并把郑州商城新生的（从长江流域盘龙城引进的）埋祭宗教理念带到了这里。西土没有杀人献祭的宗教，这些流亡商人容易得到土著的接纳。
目前，已发掘分属先周碾子坡早期和晚期的两片墓地，都没有发现人殉和人祭的现象。这些墓葬很简单，多数死者有木棺材，几乎看不出贫富差异：前期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后期平均每座墓有一件，基本都是煮饭的陶鬲。可见，碾子坡—周族几乎没有产生贫富分化。均等并不意味着贫穷，从遗址的家畜骨头看，碾子坡人的肉食摄入量远超任何已发现的古代农业聚落，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射猎和捕鱼。
碾子坡遗址的非正常死亡和被随意或恶意抛掷的尸骨极少，占比非常低，甚至远低于仰韶半坡文化时期的典型遗址。可以说，这里的生活非常和平。后来周族之所以能够消灭商朝的人祭文化，建立起全新的周文明，很可能有些文化基因在碾子坡时期就已经决定了。当然，碾子坡先周遗址只是一座小村落，充其量有数百居民，并不能代表豳地时期的整个姬周族（部落）。当时的姬周应当有几座甚至十几座这种规模的村落。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在陕北山地，周人宁静地生活了三百多年，历经十几代人。直到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周族才和强大的商王朝建立了联系。从此，周族人的命运发生了剧变。
周人「姬」姓的来历。它应当和后来被创造的黄帝没关系。有古代经学家解释，姬字是女字旁加一个脚印的造型，象征姜嫄踩到的上帝足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认为，姬是形声字，右边是它的音旁。确实，它和「巨」字造型很像，但问题是，姬字来自商人的甲骨文，而商人是不太可能关注一个遥远的小部族的族源神话的，所以脚印的说法应该不实。那么，周人的这个姬姓到底是怎么来的？应该是来自居住的地名。剔除后起的黄帝传说，可以推测，后稷的某一代后人应该曾经居住在一条姬水附近，故而给自己的部族冠以了姬姓。从这以后，他们就可以和姜姓部族通婚了。长期以来，周人都是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文字，直到商朝末年与商朝接触后，周族上层族长才开始学习商人文字，并从中选了音近且带女字旁的「姬」字，从此一直沿用下来。商人姬字的本意，可能是女子梳头用的篦子，其实也是一种人祭方式。上古的族姓多用女字旁的字，如姜、姞、姒等，这可能和他们的女性始祖传说有关。
总结一下，「周地」只有一个，就是周原地区；但名为「周」的人群，则有三个：
一，姜姓的周族。这是台玺和叔均的后人形成的族群，可能从夏代起就一直住在周原，到商王武丁时被剿灭。这里说的夏只是时间概念，夏朝并不能统治关中。
二，武丁王分封的商人周侯之国，存在时间很短。
三，后稷和不窋的后人形成的族群。他们从夏代就离开周原，迁入山林过戎狄的生活去了，但到商朝末期，又迁回周原（叔均后人曾经的生息之地），成为后世熟知的姬周族，并且灭商建立了周朝。
「周」字的甲骨文写作或，古文字学家认为，这是耕作的农田的形状，因后稷以来的周人擅长耕作，所以便用农田的造型来表示周。但这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甲骨文是商人创造的，在商人眼里，西土的羌人是野蛮人，所谓周人的农业水平高也只是就西土的环境而言，和商王朝相比，他们的农业技术不值一提，商人不可能为远方蛮族专门造一个表示农业的字。所以，甲骨文里的「周」可能就是周围、周边之意，属于生活中常用的会意字。而周人自称的「周」，可能只是个地名发音，没有文字，也没有明确的含义，也或者我们迄今还不知道。
姬和姜这两支周族，虽然很早就分家了，但姬姓周族应该仍保留着对台玺和叔均这支亲族的记忆。特别是，当他们迁回周原定居时，叔均一支虽早已绝迹，但姬姓周族知道，周原这块土地本是叔均的族人耕种的，于是叔均被抬升为「田祖」之神：姬姓周人以弹琴和敲鼓的方式来祭祀田祖，祈求降雨；当庄稼发生虫害，会捕捉害虫投到火堆里，以此祈求田祖帮忙除虫，所谓「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大约是春秋以后，因为人们要创造更古老的帝王传说，叔均的地位又有了上升，成了神农。而在传说里，神农和炎帝经常被纠结为一个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春秋始，人们创造的更古老的帝王传说（黄帝和炎帝）的素材主要来自后稷和叔均这伯侄二人，结果，后稷化身成了黄帝，叔均化身成了炎帝（神农）。甚至在有些版本里，黄帝和炎帝还成了兄弟，这又是后稷和叔均之父台玺关系的翻版。
姜嫄生的这一对儿子，不仅分化成为两支周族，也被后世创造为黄帝和炎帝，成为整个华夏世界的共同祖先。这背后的原理是，自西周以来，姬周文化成为正统，他们的族源故事自然成为重新创作古史的首选素材。当然，其他东方部族的族源传说也会是素材，但地位远不如周族始祖化身那样处于核心地位。
了解了叔均这一支姜姓周人，不仅可以解释武丁卜辞中的「周」，还有助于理解《诗经·大雅·文王》中那句著名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姬姓周族来说，称为「旧邦」不太确切，他们并没什么太显赫的历史，但姜姓周族不一样，至少武丁王的卜辞能证明，他们曾经是商朝比较重视的对手。所以，这个旧邦应主要是指早已灭亡的姜姓周族。
第十六章 成为商朝爪牙：去周原
在甲骨卜辞里，商人崇拜的并不是天，而是上帝；到西周，人们才把天和上帝等同起来。所以，还原到武乙时代，他殴打和射猎的是商人敬畏的上帝。
武乙时期的甲骨卜辞显示，商王朝最主要的军事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北土的「方」人；一个是西部的「刀方」人，刀可能通「召」，即属于西部羌人的召部族。当初，武丁王开启西部扩张，在老牛坡分封了崇侯之国；近百年后，武乙王的重归，则让崇国更繁荣。此外，武乙王还做了一个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接纳了一个从北部山地迁来的小部落，也就是姬姓周族，允许他们在周原定居，充当商朝的微末附庸。
商王家族的族姓，是「子」；而挚国的族姓，却是「任」。这说明挚国和商王没有同宗关系。从甲骨卜辞来看，商王家族基本实行族内婚，极少和蛮族藩属通婚。
自从迁居周原，亶父和季历先后带领周族四处扩张和捕捉俘虏，自然和周边族群的关系很差。为此，他们急需用商朝的旗号壮大自己的声势，以震慑周边各族。如此，从东方娶来的夫人自然要派上用场。西土各族群对商朝内部情况很不了解，周人的吹嘘也许能起到一定作用。
从另一面说，迎娶挚国的公主，是周族头领有心向化的表现。在商人看来，刚从豳地—碾子坡迁出来的周族，近乎生番；而挚国，则更接近中原文化圈，国君家族应当比较商化，可能会使用商人的文字和官方语音，如此，新娘大任给季历和周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她生了一个叫周昌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文王。
周昌还有两个弟弟，后世的称号分别是虢仲和虢叔，但这两人知名度极低，可能是季历与其他女子所生。
文丁王在位时间不长，可能只有十一年。在他驾崩前不久，季历到殷都献俘，却诡异地被杀死。《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文丁杀季历。」此外，没有更多信息。事实上，文丁王和季历可能都是死于商朝内斗。下一位商王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第二十九王），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商朝传统的祭祀方式，改用了一套被现代研究者称为「周祭」的制度。
当然，这个周祭和姬周族毫无关系。它的特点是不再祭祀上帝及山岳河川、龙、凤、四方等自然神，只祭祀历代先王；而且，统一规定给各位先王献祭的时间和方式，形成一张一年周期的巨大值日表，不必再临时占卜决定。而这限制了占卜师和祭司的权力。
周族的直接领导是老牛坡的崇国，而武乙王也数次亲征关中，应该和崇国关系非常密切。也许在文丁王死后，崇国曾纠集周之类的番邦介入朝廷内战，但帝乙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这次勤旧王之举也就只能是半途而废。
帝乙似乎没有报复西土的这些侯和伯的举动。他和父亲不一样，对西部的扩张事业可能并不感兴趣，只要羌人俘虏能一直按期送到殷都献祭给列祖列宗就行了。而且，像周这种蛮族的首领也很可能不再有获得重用的机会，并被禁止进入殷都，毕竟崇国这种西土侯国足以管理他们。所以，在甲骨卜辞里，帝乙上位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周族上层再没有获得商王赏识的记录。
幼年的周昌只能安于他的西土生活。这个小邦又经历了四十余年沉寂的时光，直到因为周昌晚年发生的某些事变，才再次进入庞大商朝的视野。彼时，商王已经换成了帝乙的儿子帝辛，也就是后世著名的商纣王。
第十七章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青年族长周昌，后来的周文王，带领着族人在渭河边迎接从东方远道而来的新娘，隆重地宣扬这场婚姻带来的荣耀。新娘来自姒姓的莘国，后人称为「大姒」。
和文王母亲的挚国相比，莘国的知名度更高一点。这也是周族势力上升的体现，它已经是西土一个颇有前途的新兴小邦国。莘国嫁来的有姐妹两个，所谓「缵女维莘」。「缵」，连续、不止一个之意。周昌还暗中怀疑，好像姐姐的衣服不如妹妹高级：「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经》归妹卦六五）妹妹可能嫁给了周族另一个重要人物召公奭。召公奭的年龄比周昌小，在周昌晚年以及武王的灭商事业中，作用非常重要，他的头衔是「太保」，意为「国君的监护人」。
商王帝乙可能在位二十六年，然后由儿子帝辛继任，这便是末代商王纣。他名为「受」，也称「辛受」。「纣」可能是后世周人给他的贬义称呼。
这一次商王更迭时，周昌大概三十岁稍多，而周族人最重要的工作仍是为商朝征战和捕俘。从《易经》的一些内容来看，周昌年轻时经常带领族人远征羌戎部落，积累了很多捕俘经验。不过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周昌开始脱离征战厮杀，由长子伯邑考和次子周发（后来的武王）更多地承担军事工作。
伯邑考后来死于殷都，在史书中，他的信息很少。文王诸子都是单字名，比如，武王叫发，周公叫旦，只有伯邑考的名字比较奇怪。其实，这背后有很多隐情。
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普通人不能把占卜内容用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绝大多数都是历代商王的，只在武丁时期有极少数的王子卜辞。这可能是商人的一种宗教观念，认为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可以传达给诸神，是人神沟通的唯一通道，所以严禁王之外的人采用。商朝分封在外地的重要侯国，如盘龙城和老牛坡，都没有发现刻字的占卜甲骨。
第十八章 《易经》里的猎俘与献俘
商人祭祀最重视声音，所谓「殷人尚声」。献祭的动物大声地嚎叫，是在向天界神祇报告祭品强壮、合格，所谓「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第十九章 羑里牢狱记忆
到殷都后，周昌接触到了商人的另一种预测技术，这就是六十四卦占算，所谓的「易卦」。和传统的甲骨占卜相比，易卦占算只使用草棍进行数字推演，不需要龟甲或牛骨等耗材。
周昌一直热衷研究预测未来的巫术，这次来到殷都给他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他迅速掌握了用草棍运算的「易卦」原理，并试图发展出一套更完善的预测体系。但不久之后，他就被投入羑里监狱，差点成为被献祭的人牲。
在后世的演义文学中，苏妲己是可怕的狐狸精，一心谋害周昌，而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苏妲己才是让周昌获释出狱的关键因素。
这段恩情对于周族非常重要，妲己虽背负诸多恶名而死，但周人夺取天下之后，武王还是重用了她的家人。纣王自杀后，商朝并未完全灭亡，周武王指定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继续在殷都担任商王。这个武庚很可能就是苏妲己生的。周人对苏氏家族的倚重，和后世的演义文学可谓大相径庭。
第二十章 翦商与《易经》的世界观
用甲骨预测，称为「卜」；用草棍预测，则称为「筮」。「筮」，上面的「竹」字头代表占算用的草（竹）棍，下面的「巫」字表示只有沟通鬼神的巫师才有占算能力。
用草棍占算的阴阳八卦体系，和华北地区自龙山时代以来的甲骨占卜体系，是分庭抗礼的关系，很难说哪一种出现得更早，因为甲骨容易保存下来，但草棍占算不容易留下遗物。
到了商朝的殷都时期，有些占卜师已经习惯了在甲骨上刻字，所以他们也会把用草棍占算出来的数字刻到甲骨上。而三个数字组成的刻辞在殷墟前期武丁王的时代就有了，比周昌要早二百年。它是三个数字重叠，比如「六六六」，这三个偶数代表三个阴爻，便是八卦中的坤卦。
到殷商中后期，出现了六个数字的甲骨刻辞，时代也比周昌早一些。比如，「六七八九六八」，对应「阴阳阴阳阴阴」，这便是《易经》中的蹇卦。从这可见，六十四卦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文王发明的。
关于竹草棍如何被用于六十四卦算命，最早的记载来自春秋战国之交的《易传·系辞》：按照特定的流程，将五十根草棍用两只手拆分若干次，最后剩在手里的数量就是得到的数字，它的奇、偶就是阴、阳，这算第一个爻；如此反复演算六次，就得到六个爻，也就是一个完整的卦。这种摆列阴阳爻的顺序，必须从下往上，不能颠倒。
易经》的卦爻辞里经常出现「贞」字，比如坤卦的卦辞「利牝马之贞」，后世学者都不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包括孔颖达，也只能猜测它和「坚贞」有关，解释成：「贞，正也。」其实，商代甲骨卜辞里就频繁地出现这个「贞」字，现代学者也早已确定，它就是占卜的「占」，故而甲骨占卜师也被称为「贞人」。由此，《易经》中的「贞」也就好解释了。比如，坤卦的「利牝马之贞」的意思是说，占算结果对母马有利；相对的，否卦的「不利君子贞」的意思则是说，占算结果对君子不利。看来，倘若没有发现甲骨文，我们对《易经》中「贞」字的理解很可能还会一直错下去。
第二十一章 殷都民间的人祭
殷都并非那种有城墙保卫、方方正正的城池。在不大的宫殿区外，众多商人族邑如卫星城般错落分布。这些族邑有自己的产业和墓地，也都有自己的祭祀传统和人祭场。
在殷都存世的二百多年间，商人族邑的人祭、人奠基和人殉坑越来越多。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上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
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跟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
殷商之前的早商和中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小双桥）遗址，极少发现马骨和用马献祭，到殷商，马还是比较珍贵，王陵区之外较少发现有用马献祭的。这说明：一，刘家庄北聚落应该很富裕，否则难以承担如此大量的用以杀祭的马匹；二，不同的商人族邑也有着不同的献祭风俗。
杀祭仪式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西大路上满是往返于王宫区的车队和人流，在这里公然杀祭、屠剥人牲和牲畜，有助于路人更深地领略殷商王朝都城的气象。对于初入殷都的外来者，刘家庄北祭祀场的一幕会相当难忘。
初入殷都的周昌父子，可能也见识到了刘家庄北的这种祭祀，虽然之后他们还会见识更宏大的王室献祭典礼，但给他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还是刘家庄北。灭商后，这个族邑遭到了周人的暴力毁灭，这种惩戒在其他商人族邑很少见到。
在整个商朝控制区内，殷都是最大的聚落群，各地分散的商人聚落——侯国的总人口及能提供的兵力可能在殷都的10—20倍之间，但很多侯国分布在异族地区，需要镇抚当地土著，不可能为「勤王」派出全部兵力。这样估算，在殷商晚期，商王能够在整个王朝范围内调集的兵力大约有十余万。
大司空村的发掘报告给我们展示的，不只是商代人祭的血腥，屠剥人牲固然是献祭者给诸神和自己加工食物的过程，但献祭者似乎也喜欢观赏人牲被剁去肢体后的挣扎、绝望和抗争。献祭是一种公共的仪式和典礼，从这种血腥展示中获得满足感的，应该不只是使用刀斧的操作者，更还有大司空村从贵族到平民的广大看客。
第二十二章 纣王的东南战争
商族起源于东南方的夷人，甲骨文里，「夷」字写作「人」，这可能是商族还在夷人中混沌未分时的产物，但到他们建立王朝后，「夷」已经是一种很低下的族群称谓。
自盘庚迁殷以来，殷都已先后经历九位商王，二百余年，一直处在繁荣中，面积也在不停地膨胀。殷墟被考古学者分为四期，每一期的商人墓葬数量都会比之前一期增加一倍左右，这意味着相比盘庚——武丁时期，纣王时期的殷都人口已增长八倍。
但这二百余年间，气候变冷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商族人传统的家畜是水牛，偏爱豢养的野兽是大象，且殷都气候本来就很适合这两种动物。甲骨卜辞有载，武丁王经常在殷都郊外捕猎野象。不过到殷墟晚期，卜辞中有关兕（野生水牛）和大象的记载就很少了，亚热带野生动物正逐渐向黄河以南迁徙，家养的水牛也越来越难以存活。故而，纣王向东南方开疆拓土可能也有把王朝统治重心向南迁移的考虑。
第二十三章 姜太公与周方伯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名人，辅佐文王和武王灭商，开创齐国，声名赫赫。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的身份却很混乱，称呼也有很多，如吕尚和太公望，等等。这可能和当时的称谓习俗以及他本身过于复杂的经历都有关系。
先说知名度最高的「姜太公」，也就是姜尚。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周就是他们的氏。
一说吕尚曾为商纣王服务，但看到纣王的种种不良行径后，很是失望，转而去西土。有一天，他在渭水之滨垂钓，因遇到周文王而受重用。文王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祖父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盼望可以有你这样的人振兴周邦」，所以，称吕尚为「太公望」，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这里的「太公」并非指吕尚，而是文王的祖父，只是后世将错就错，衍生出「姜太公」以及知名度较低的「吕望」这样的称呼。又据说，文王和武王都尊吕尚为师，所以他又被称为「师尚父」。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时代，经历复杂且身份切换多的人，通常名字也多，吕尚就是如此。
作为西部羌人，吕尚的身上却又有明显的商朝烙印。他的好几代子孙（齐国国君）采用的都是商人的命名方式——「日名」，也就是以生日的天干命名：「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史记·齐太公世家》）近年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丰启作氒祖甲齐公尊彝」，乃齐侯「丰」纪念先祖「祖甲齐公」的青铜器。「祖甲齐公」就是吕尚，看来他自己的日名是甲，祖甲则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为周邦效力之后，吕尚提供了很多军事谋略，所谓：「太公佐周，实秉阴谋。」他显然是个「知商派」，不是西土部落环境能培养出来的人物。
祭品是献给鬼神的食品，活人也可以参与分享，这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习惯，直到周代依旧通行。《仪礼》记载了周代的几种祭礼程序，都是先用食物祭祖（供奉给扮演祖先的人），然后由仪式参与者分食。也就是说，分享祭肉是当时公认的礼仪。春秋中后期，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时，就曾因「（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且「郊，又不致膰俎（祭肉）于大夫」愤而辞职。
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商王为何要频繁地举行杀牲祭祀了，这不仅是向诸神和列祖列宗贡献餐食，也是满足王族成员酒肉之欲的盛大宴会。从武丁朝的甲骨卜辞可见，商王动辄举行数十甚至上百头牛的大祭祀。而《史记》记载的商纣王的荒淫无度和酒池肉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实正是典型的商王祭祀场面，并不专属于纣王。
王父子在殷都遇到贱民屠夫吕尚的具体情节，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虽然都是西土之人，但他们应该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周人和羌人已经连续三代为敌，现在周昌父子已属商朝上层圈子，吕尚却是殷都的底层贱民，更何况他们可能还有私仇。
但有一点很清楚，那便是，武王周发后来娶了吕尚的女儿，这位周朝开国王后被称为「邑姜」：「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左传·昭公元年》服虔注）这个「邑」字颇不寻常，它并非吕尚家族的天干日名，却和文王长子周邑（伯邑考）同名。
这应该不是巧合，邑姜的名字很可能就来自周邑。也就是说，周邑才是邑姜的第一任丈夫。周邑不幸早逝后，邑姜这才改嫁其二弟武王周发，但保留了首任丈夫的名字以作为纪念。这也许不符合后世周人的礼法，不过，在文王和武王一代还并没有后世的礼法。周朝开国后尊周邑为「考」（父），应该也与此有关。
战国诸子及司马迁的叙事总喜欢把商朝的灭亡归因于纣王的残暴和道德堕落。《史记·殷本纪》说，纣王曾经创制「炮烙之刑」：「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后世学者对此的注解是，这是让人在火炭烧红的铜柱上走路：「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列女传》释）其实，这应当是商人惯用的「燎」祭或「燔」祭。火烧祭品的起源非常古老，新石器遗址就经常发现祭坛、炭灰与烧过的骨头，人类古文明也大都有烧烤献祭的记载，如《圣经·旧约》。因而，这并不是商纣首创。
根据考古和甲骨卜辞提供的真实历史背景，周昌可以被商朝称为「伯」，但说他被封为可以征伐列国的「西伯」，则应当是虚构的。毕竟，老牛坡有商人的崇侯之国，还轮不到周族来任意征伐西土。
本书的推测是：册封仪式的确是在殷都举行的，周昌也目睹了商王占卜和刻写卜辞的过程，并牢牢地将其记下，待回到周原后，为了获得商王占卜通神的能力和推进自己的「翦商」事业，他偷偷地模仿了整个过程，包括刻写卜辞，而且为了保密，他还采用了非常细小的微雕字体。或许在周昌看来，只要能完整地再现祭祀和占卜的过程，也就等于掌握了商人与先王（诸神）沟通的方式，从此，他就可以单独地联络诸神与商朝先王了。
商人的有两种意思，一是册封，一是献祭；而周原「文王大宅」这两片甲骨上的，可能两种意思兼有，因为周昌的继承人伯邑考（周邑）成了商纣王的祭品。
根据考古和甲骨文展现的商人的宗教祭祀实践，伯邑考被烹杀和吃掉却又是完全正常的。有学者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这次把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昌，应当是册封周昌为「周方伯」典礼的程序之一。
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献祭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因此，周昌，甚至包括其儿子周发、周旦和周鲜等在内，根本无力对抗纣王的这个决定。为了周邦的生存，他们只能接受商人的宗教礼仪，而且很可能还要尽量表现得心悦诚服和感恩戴德。
艮，在八卦中代表「山」，据唐人孔颖达注，意思是停止。但艮卦的卦爻辞都与「停止」之义无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艮」的字形像一只大眼睛在朝身后望，《易经》中用的应该就是这个本意，即痛苦而愤怒地凝视。

先看卦辞。「行其庭，不见其人」，说的是走在庭院里，再也见不到那个人。这里的「人」，应当是指丧命殷都的长子伯邑考。「艮其背，不获其身」，则应当是说伯邑考的背部被剖开。当时的「菹醢」，要先肢解，再把一些肉质较好的部位剁成肉酱。
高亨先生认为，「咸」字通「戉」，咸卦即为用铜钺斩割人牲献祭的记录。从爻辞看，与艮卦和剥卦一样，咸卦也是描述人牲被从脚到头肢解的场景的。可能商人献祭有特定仪轨，屠剥人牲要从脚部开始，依次向上
伯邑考被献祭，对于他的父亲和弟弟们来说，是一次极为惊悚的经历，但纣王显然对此深表满意：周方伯家族为商朝的先祖诸神贡献了祭品，还和献祭者一起吃下祭肉，一定会获得先王诸神的福佑。换句话说，在纣王看来，周邦正在从蒙昧走向开化，在商朝的天地秩序里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献祭伯邑考后，纣王恩准周氏父子返回周邦，继续在西土为商朝效力。而返回周原后，周昌很快宣布「受命」（接受了上帝的命令），这意味着他成为上帝授权的人间王者，而使命正是灭亡商朝。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成了人们习惯称呼的「周文王」。
文王周昌和武王周发的翦商事业，属于中国古史进入「信史」时代的开端，很多大事件由此能够按年度排出顺序。
羌人主要生活在山地，崇拜山岳之神，有材料显示，吕氏部落的神山是晋南的霍太山。但在晚商阶段，一个商人侯国（遗址在今山西灵石县旌介村以西）却出现在霍太山南方不远处，因此，很可能就是这个侯国驱逐了周边的吕氏部族，迫使他们迁居到了陕北。在羌人的语言里，神灵所居之山是「太」（泰）山。周灭商后，不仅吕尚被分封到山东地区的齐国，吕氏部族的其他首领还有被分封到河南南阳地区的，如申国和吕国（也称为甫国），而这些吕氏诸侯国也把山岳崇拜带到了新的封地，比如，山东的泰山或许正因此得名。
对于当时粗陋无文的周族人，也只有神灵才能让他们敬畏和服从，进而投身到翦商这桩危险性极高、成功率极低的事业。来自强大商王朝的新神灵，显然更容易让西土之人产生敬畏感。重要的是，周昌还垄断了对上帝的解释权，只有他能见到上帝，面聆上帝的神谕。这上帝代言人的角色也让周昌有了神性，而唯有如此，在这趟翦商的冒险旅途中，周族人才能有足够的信心。
周昌重新阐释上帝还有一个好处：这是商族的古老信仰，也利于在商人内部找到共鸣，获取商人贵族的好感。帝乙和纣王两代商王以「帝」自居，唯我独尊，侵害了很多商人贵族和宗室的利益，加上纣王又经常杀戮贵族献祭，使得商朝高层人人自危。
从殷都归来后不久，周昌就首次面聆上帝并接受上帝的命令，史称「受命」。这和他称王是同一件事，标志着周族和商朝分庭抗礼的竞争正式开启。当然，最开始很可能还只是局限在极少数知情人范围内。毕竟，周族还没有和商朝公然决裂的实力，表面上，周昌还要恪尽作为商朝附庸方伯的义务，需要缴纳的俘虏也还要定期送往殷都。
在称王的同时，周昌给自己定了「文王」的尊号。用文和武作为王的称号，也是从商朝模仿而来。
在《圣经·旧约》里，以色列长老摩西带领族人逃出埃及之后，多次获得犹太教上帝的当面指示，使以色列成为上帝的立约之民，把族人带往上帝的应许之地。文王周昌自殷都返回之后，则把商人的上帝阐释成普世的上帝，从而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周族和人间的代言人。
这两位通神者都改变了各自的文明；所不同的是，摩西是把上帝和特定族群绑定，文王则是解除上帝和特定族群的绑定。
「侯」的甲骨文字形像哨所望楼里面有一支箭，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军队派出的侦察哨；二是为王朝担任戍卫任务的侯国，所谓「诸侯」。在《易经》中，「建侯」应是第一层意思：豫卦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建侯」和「行师」连用，显然是指在行军的时候派出侦察斥候。
文王周昌为翦商而推演的「理论」，或许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宗教的，即他对商人「上帝」概念的重新诠释和利用。文王的身份类似犹太教的摩西、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兼部族政治首领与神意传达者两重职能。
二，巫术的，即他在《易经》里对商朝施展的各种诅咒、影射与禳解之术。在上古初民时代，这些行为往往和宗教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
三，理性的，或者说世俗的，即各种「富国强兵」的策略和行师用兵的战术。
纣王末期的政治混乱，可能还和他重用异族夷人有关。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末期最重用的人是费中以及蜚廉和恶来父子：「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他们都是费氏成员，部族可能在今山东南部的费县一带。费地属于东南夷人地区，纣王曾经多次对其用兵，商末的滕州前掌大方国（史氏薛国）就在费县以西数十公里处。
据说费氏的祖先是「鸟俗氏」，有位祖先「鸟身人言」，显然是夷人崇拜鸟的表现，说明和商人文化同源。到西周时，恶来后裔家族被周朝多次迁徙，最终定居陇西，繁衍出了后来的秦族和秦国。（《史记·秦本纪》）但在商末，他们还是未经迁徙的东夷土著。
《诗经·大雅·皇矣》中，周人对崇国的痛恨简直是切齿的，不仅借上帝之口讨伐，攻占之后还要把它彻底毁灭，所谓「是绝是忽」。这应该是他们被崇国统治数十年的一次愤怒大爆发，在这之前，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不过，在《皇矣》的记载中，崇国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周人还动用了攻城车，但老牛坡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基址。这是文献和考古尚未对应之处；当然，遗址区西北侧还有较多未发掘区域，不排除以后有发现城墙基址的可能。
第二十五章 牧野鹰扬
武王最信任的臣僚，首先是岳父吕尚，自然由他继续担任武王之「师」，负责和商朝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次是弟弟周公旦，武王的主要助手。周公的「周」是狭义的地名，取自周旦的封邑，可能在周原西部，「文王大宅」以西约30公里的今岐山县周公庙一带。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继位两年后，武王终于和商朝公开决裂。他先是到文王的墓地祭祀，然后率领周军东出潼关，一辆马车运载文王灵位，行走在中军主帅的位置，象征文王之灵仍在保佑周邦。按照文王在世的礼节，武王一直自称「小子发」。
军队沿着豫西古道而下，抵达洛阳北黄河边的盟津（孟津）。当时还没有洛阳城，盟津正是因「八百诸侯会盟」于此而得名。
武王的「盟津会盟」已经表明周人的灭商野心，也赢得诸多西土部落加盟。按说到此时，商纣理应正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他却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商朝宫廷里的内斗却愈发激化。《史记·殷本纪》载，微子（纣王庶出的弟弟）数谏纣王不听后，就逃命躲藏了起来；尔后，纣王「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在古史中，这些人都是商朝的忠良之臣，但以商朝当时的形势看，很可能这其中曾有人试图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纣王。在殷都的动荡冲突中，有些商朝高层亡命出逃，《史记·周本纪》载：「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
各种文献对比干之死的记载有所不同。在《史记·殷本纪》里，是纣王「剖比干，观其心」；在《楚辞·离骚》里，则为「比干菹醢」（被剁成肉酱）。根据《易经》的艮卦，这两者并不矛盾，商王杀重要人物献祭时有一套完整流程，剖胸取心和熏烧献祭发生在中间阶段，最后才把人牲剁成肉酱。伯邑考当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完整过程。还有些史料记载，连比干怀孕的妻子也难逃一死，甚至腹中胎儿还被扯出来让纣王检视：「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看来，纣王杀贵族往往是全家，在《泰誓》里，武王就是这样抨击他的：「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对现代人而言，剖腹取胎是极为残忍的行为，但它可能是商人献祭的常态。各商代遗址发现的大量人牲尸骨中，青年女性占一定比例，而其中应该会有部分孕妇，之所以从未发现有胎儿遗骨，很可能是在杀祭时被剖腹取出了。作为对比，正常的上古坟墓中常常可以见到死于难产或腹中有胎儿的女性尸骨。
河北平原上分布着很多商人族邑，按常理，盟军应当逐一将其攻占，把战线稳稳向北推进，但武王却突然加快节奏，并不理会沿途的商人据点，一路向北直指殷都。经过六天加急行军，二月二十一日癸丑夜间，盟军抵达殷都南郊的牧野。这里是商王室蓄养牛羊的草原，地形平坦，商军集结地的营火已经遥遥在望。此时，两军都已侦知对方主力的位置，开始连夜整队列阵，准备天亮时一举消灭对手。史载，这是个多雨的残冬，盟军渡过黄河前后一直阴雨连绵，有些河流开始泛滥。而当两军连夜列阵时，又下起了雨。
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近六百年的商王朝已经终结。太公则在那个黎明变成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而积云散去的清晨，自此被周人称作「清明」。
甲子日的清晨，商朝大军覆灭；入夜，商王殒命。一天之内，中土世界天翻地覆。
纣王焚身而死，后世人大都将其理解为一种走投无路的自绝。其实，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王把自己奉献给了上帝和祖宗诸神。商朝开国之王成汤（天乙）曾经试图这样做，而商纣王则首次实践了它。
纣王曾给诸神贡献过王族和方伯，现在他贡献了自己，带着人间最珍贵的宝玉升往天界，成为具有上帝神性的「帝辛」，然后，他自然要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
武王还在殷都设立了周庙，用商人典礼祭祀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列宗。很有可能是用商朝的宫殿改造的，但具体位置已经不详。
四月二十二日庚戌，清晨，武王在殷都周庙举行盛大的燎祭。乘车驾到之后，他站在宗庙南门外，由史臣向上帝宣读献祭的通知，请上帝莅临飨宴。
先是给一百名「大亚臣」（纣王死党，高级武官）换上专门的祭服（「佩衣」），由武王亲自献祭。执行的方法是「废」，就是砍断手脚，任其在血水中翻滚、哀嚎——他们的叫声要上达天听，这样上帝才会满意地享受祭品。
然后由太师吕尚献祭另外四十人，他们是忠于纣王的商人氏族首领（家君）、占卜官（贞师）、司徒和司马等小官吏。
人牲要挣扎到临死才会被砍下头颅，然后将其搬运到宗庙内献祭，其中有些尸体可能还要放到大鼎里烹煮。之后是商王家族的人头，纣王的人头悬挂在大白旗下，妲己和另一个妃子的人头则挂在一面红旗之下，由太师吕尚扛着这两面人头旗帜进入宗庙。
所有新旧人头都会被扔到火堆中焚烧，「燎于周庙」，任由焦香的烟气升入云端。这是上帝在天界享用祭品的方式。
后面五天，祭祀一直在举行。
武王的这次祭祀是一次复仇的特例，还是常态化地接受了商朝的人祭宗教？从《逸周书》记载的武王表现看，很可能是后者。文王创制关于上帝的宗教原理，周公探索关于「德」的理论创新，但武王却与他们不同，他没有父亲的创新能力，也从未真正信服弟弟的理论，所以只能沿用强大的商朝宗教传统。
换句话说，在翦商的过程中，武王自己也完成了商化。
周人和投降的商人贵族达成的善后妥协是：一，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继任商王，统治商朝旧疆。文王在《易经》的蒙卦中记载的那个懵懂少年（「童蒙」），现在大约二十多岁。二，周朝在殷都和周边地区部署驻防部队，由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周鲜、蔡叔周度和霍叔周处指挥，负责监督殷商旧地的动态，防止叛乱再起，所谓「三监」。
至于较早就和周文王家族结缘的箕子，并没有在新的殷商朝廷获得职位。可能是因为他资历老，或者野心较大，所以周武王比较忌惮，担心把他放在殷都会难以掌控。《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武王把箕子分封到了朝鲜：「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但商末周初应该还没有朝鲜这个地理概念。箕子可能是被安置在了河北平原东北部，甚至辽河流域，总之要远离殷都宫廷。
虽然武王一直声称是父亲文王获得上帝的天命，尔后才有周朝灭商的壮举，但其实自己对此一直难以确信——上帝从未降临在他面前。当初，父亲独自躲在西厢房里一次次获得上帝的当面教导，而自己已经拥有天下，但为何上帝从来不现身？尤其是，商纣王用自焚献祭诸神，他周发又如何提供更能打动诸神的礼物？
儒家经典《尚书·金滕》载，在武王病危期间，召公奭和毕公高提出，应当为武王举行祭祀，请天界的周先王们施加福佑，延长武王的生命。但周公反对，认为不应当让先王们为此忧心。然后，周公却在私下举行了另一场祭祀，而他自己就是候选的祭品。
周公先是在周宗庙筑起三座祭坛，分别代表需要召唤的三位先王亶父、季历和文王；然后，周公手执玉璧和玉圭立在祭坛下，由史官宣读给三位先王的祝词：「诸位先王的元孙周发，现在已经病危；先王们在天界有护佑子孙的责任，现在，请由我周旦代替兄长周发进入天界。我如同父亲文王一样仁爱，多才多艺，能侍奉天界的诸位鬼神。元孙周发不如我多才艺，不会侍奉鬼神。我周旦进入上帝的庭院后，会帮助你们福佑四方，永远安定周邦子孙，四方民众都会畏惧我的神威。呜呼！上天降给周邦的使命不会荒废，先王们也会永远安宁。现在，我将用龟甲占卜，如果你们答应我的要求，我就献给你们玉璧和玉圭，等待你们把我接走；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收回玉璧和玉圭！」
结果，三只龟甲占卜的兆像显示都是吉利，先王们同意了周公的恳请。
周公的这次自我献祭仪式，看上去奉行的并不是周公自己提倡的神用「德」衡量人间的理念，而属于典型的商人宗教逻辑：凡人用祭品（包括物品和人）奉献给神，以换取神的开心。也就是说，在面临重大而艰难的抉择时，周公的做法更保守，或许他认为，更古老的宗教观念可能更灵验，也更实用。
周公把自己献祭给诸神，和纣王走投无路中的自焚原理相似，但他并没有当场自杀，而是「归俟尔命」，等待诸神接走自己。这简直是对诸神法力的某种试探，很难说他虔诚地奉行了商人的宗教理念，反而有些侥幸和「伪善」。不过，这只是刚刚对宗教萌生怀疑的周公迈出的第一步，这时的他还未建构起一套新的世俗道德逻辑。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时代
武王周发去世后，周公旦随即宣布年幼的侄子周颂为继承人（成王），但真正坐上王位的是周公。在成王亲政之前，一切政务由周公负责，他不仅拥有王的全部权力，使用王的全套礼仪，臣僚们也都称他为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荀子·儒效》）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叛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武王死后，周公称王理政长达七年。这是王朝草创时期迫不得已的选择：商族人的势力依旧庞大，他们的传统是只服从已成年、有能力的王者，所以商朝历史上经常有兄弟继承王位。如果现在坐在周王位上的是个幼童，商人会很容易萌生叛乱的冲动。太保召公奭理解这个方案，他是周公最重要的支持者。
周公遇到的最激烈反对，来自驻防殷地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他的这三位兄弟认为周公辅政只是故作姿态，后面肯定还要篡权为王。特别是管叔周鲜，有记载说，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比周公大，比武王小，如果按照王位兄终弟及的原则，管叔比周公更有资格为王。（《史记·管蔡世家》）
纣王时期，商朝曾重点经营东南夷地区，所以这里的很多部落和商朝关系密切，比如纣王重用的蜚廉和恶来父子就属于嬴姓夷人，恶来虽在牧野之战中被杀，但蜚廉却逃回了家乡并带领族人起兵反周。周公辅政元年，整个东方都已脱离镐京的统治，叛乱者的声势越来越大。
关中的周人贵族大都不愿再次进行战争，认为叛乱者势力强大，且以「三监」为首，开战则意味着周族手足相残，所以最稳妥的方案是妥协，东西分陕而治，把东方殷商旧地全权交给「三监」。但周公和召公反对，坚持要平息叛乱。
牧野之战算起，周王朝则经过大约五六年才算是真正建立起了稳定而全面的统治。也只有到此时，周公旦才可能对周朝予以通盘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商王朝的庞大遗留，先要彻底消除商人兴兵复辟的可能性，然后废止他们血腥的人祭宗教。
为此，周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二，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营建洛邑的工作由召公奭负责，在这之前，他住在关中主持留守朝廷。此时，成王可能有十三四岁，已接近亲政的年龄。
三月初，召公赶到洛邑，和周公押解来的殷都移民会合。此时的洛邑并非一块荒野，因为「三监之乱」平定后，周公在这里部署了一些监控东方的驻防兵力，所以又名「洛师」。（《尚书·洛诰》）
召公和周公的这次相会颇为重要。此时周公辅政称王已有七年，平定「三监之乱」也已经过去三年。这段时间里，他主要在东方，很少和成王在一起。对于周公是否愿意归还大政，外界颇有疑心。但周、召二人见面后，周公同意在该年从王位退下，交出权力。按照约定，待洛邑工程完成，成王将在这里举行登基仪式，正式建都洛邑。
下半年，新洛邑基本完成，官方名称为「成周」。有人说，这名字可能寓意周朝的成就，也可能和成王的尊号有关。与之相对，镐京（丰镐）被称为「宗周」，因为资历更老一些。岐下的周原则单称为「周」，是最古老和狭义的周地。
周公先是赶赴镐京向成王报告，并随成王来到成周洛邑。在这座据说距离上帝最近的城市，成王「加元服」（成人礼），从此开始履行王的职责：接见在洛邑的商人长老和周朝百官，在各种典礼上频频露面。周人希望让殷商移民看到新王振作有为的气象，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
年底，成王在洛邑举行迎接新年的祭祀，奉献给文王和武王各一头红色的牛（骍牛）。看来，周公的新祭祀原则已经成为王朝正式制度。
但不知为何，成王并没有把洛邑作为真正的首都，不久之后，他又返回了镐京。和父辈不一样，成王并没有和商人共同生活的经历，但洛邑的主体居民是商人，这可能会让成王难以适应。结果，武王和周公谋划的迁都事业并未变成现实。此后，洛邑（洛阳）一直是西周王朝管理东方的军政中心，其主体是殷商移民，可以组建规模很大的军队。西周王朝前期，在洛阳可以调动的兵力是「殷八师」，也叫「成周八师」，每个师兵力数千人；与此相对，在宗周镐京，周人为主的兵力是「西六师」。
而商人也最终接受了商王朝的终结，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再未试图复辟。但是，人祭的积习仍难以根除，周公和成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虽然最后一位商王武庚禄父未得善终，形式上的商王朝也不复存在，但周公认为仍有必要保留商王室的世系，决定让纣王一位庶出的兄长微子启继承商朝，都城定在商丘，是为宋国。这里是成汤王灭夏之前的旧居，如今作为商朝传人之国也比较合适，因此商朝的王族后裔主要就聚居在宋国。
周公需要巩固新征服的东方地区，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控制，还要实行文化上的改造，铲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遗留，使其彻底同化于周人的文明。为此，需要把周人派遣到东方，建立一系列诸侯国。用分封侯国的手段控制遥远地区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在商代就已经有一些深入异族之土的侯国，比如周族人最熟悉的老牛坡的崇侯之国。这是蛮荒上古时代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人口很少，交通通信不发达，很难用官僚制的地方层级政府管理远方，只能采用武装殖民、世袭统治的方式，也就是封邦建国的所谓「封建制」。灭商后不久，周武王就已经分封了一些兄弟到东方建国，如负责监控殷都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管叔的封国在今郑州市（管城区），蔡叔和霍叔的封国不详，但应该也距离殷商核心区不远。
西周初年的「大分封」，周人称之为「封建」：「建」是建立国家；「封」字的来历有些曲折，它的本意是人工筑起土堆，但当时尚属草昧时代，诸侯国之间并没有明晰完整的疆界，只是在交通要道筑起一座大土堆代表国界，所以「封」就是给诸侯划定统治疆域。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此外，召公奭的燕国也很遥远，在今北京市境内。看来王朝重臣的封国都要设在最遥远的前方，这似乎是周公分封的一项原则。
当然，周公等贵族都有不只一个儿子，但幼子一般不会被分封到外地，而是在京畿获得一块封邑，继承父亲在朝廷的职位。从西周到春秋，周朝廷里一直有周公、召公、毕公担任大臣，他们大都是始祖的幼子家族。
从地理方位上看，周公辅政时期分封的这些姬姓和异姓诸侯，就像是伸向东方的探索触角和控制网络：
一，最近的是和关中毗邻的晋南运城盆地，有晋、韩、耿和霍。它们依托山地，面对平原，控制着山地的矿产资源、交通孔道和平原上的农业区；
二，在太行山南麓，东行折而向北，有原、邘、雍、凡、共、卫、邢和燕。它们一直连接到燕山山脉，镇守着之前殷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三，在黄河东南侧和洛阳以东，有东虢、郐、胙、杞、宋、戴、曹、郜、毛，并一直延伸到山东地区的齐、鲁、滕、郕和纪。这个方向还有些异姓的土著族邦，属于嬴、曹、任、风、妘等姓，但经历过西周初年的几次平叛战争后，已经没有实力对抗周朝，对齐、鲁等周诸侯也比较恭顺。
四，在河南腹地及淮河北侧的支流上，则有陈、蔡和蒋。它们控制了东南方的部分夷人地区，为周人继续向东南和西南扩张埋下了伏笔。
伴随着周人大分封运动的，是广泛而持续的民族融合。由此，新的华夏族逐渐成形。
这和周人传统的「同姓不婚」（族外婚）习俗有直接关系。周人的「姓」是区别种族血缘的概念，它承认不同的族群血缘有区别，但又认为各族群是平等的，不仅可以，而且必须互相通婚。
那些被分封到远方的周族姬姓诸侯国的国君和高级贵族，都要从外国寻找异姓配偶，而低级贵族则多与本国内的异姓贵族通婚。各族群的贵族由此进入了一张巨大的联姻之网，异姓侯国的上层逐渐被周人同化，逐渐融入了周朝的政治同盟和文化共同体。他们追求的成功是获得周天子的册命，与姬姓诸侯嫁娶通婚，甚至在周王朝廷获得一个官职。由此，以今河南省为中心，环以陕、晋、冀、鲁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贵族阶级——周文化共同体。
商族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不流行族外婚，但被周人征服后，商族人骄傲的自我意识被彻底打碎，与统治者周族通婚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优待。周王室以及周公后裔的鲁国，都经常和商王后裔的宋国通婚。
周王室把商人定为「子」姓，这因循了商人的语言习惯，商王甲骨卜辞中的「子」原本就是王子之意。按照周人的习俗，商人的族姓是子，而族姓只能用来称呼女人，所以商族人的女性都称为「某子」，比如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以及和孔子有过暧昧传闻的南子都来自宋国。卫国是周王室的姬姓封国，这是周族人和商族人之间的联姻。
其他各种东方族群的「姓」，可能也是周人用近乎随机的方式命名的。随着西周统治日久以及与周人的通婚，这些族群上层也都接受了周人给自己的姓以及「同姓不婚」的观念，逐渐进入了周人文化圈。
新兴的周文化，是西土周族传统文化和商文化的融合：一，它继承了商人的文字体系，但部分语言习惯来自周族；二，它继承了商人的「上帝」观念，但又逐渐将其淡化为含义模糊的「天」；三，它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拉远人和神界的距离，拒绝诸神直接干预人间事务；四，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未知因素。
随着统治阶层的繁衍，周朝特色的贵族制度逐渐得以形成，其中，最首要的是「宗法」家族制，核心则是嫡长子一系的独尊地位。
一，周朝各姬姓诸侯（被分封的王室亲属）对周王的效忠服从，是家族兄弟（及其后人）对嫡长兄（及其嫡系后人）的服从。
二，在各诸侯国内部，太子之外的公子被分封为世袭大夫，大夫再繁衍和分封出「士」。
三，非周族的异姓诸侯和贵族则通过婚姻关系被纳入家族结构中。周王尊称同姓诸侯国君为「伯父」，称异姓诸侯国君为「伯舅」（当然必须是曾经和周王室有过联姻关系的），伯代表排序。
这套基于血缘宗法制的贵族等级和封建政治秩序，周人称之为「礼」。
第二十七章 诸神远去之后
相比于商代，周代考古带给我们的新奇和震撼要少得多，它不再有毫无征兆而突然崛起的巨大城市，也不再有庞大而用途不详的仓储设施，当然，更没有了堆积大量尸骨的祭祀场。
曾经漫游黄河南北的水牛、犀牛和亚洲象也迅速消失了，亚热带风情永远地离开了华北。全新世大暖期的顶峰已过，地球正进入下一轮冰期的旅程。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西周遗址中保存较好的是周原，这里有制作骨器和铜器的作坊遗址以及西周初期的夯土城墙，可以说，周原在整个西周朝都非常繁华，是周人和殷商遗民贵族聚居区。而当西周突然崩溃，逃难的贵族只好把家传贵重青铜器埋入地下窖穴，结果，它们在地下一睡就是2700多年。
西周遗址也更符合后世人观念里的「正常」标准：人死之后，安静地躺在属于他（她）自己的或大或小的墓穴里，有或多或少的随葬品陪伴，但不再有为他（她）献祭的大量尸骨。
更严谨一点说，后世人的这种「正常」观念，正是周人开创的。
周公主政时期，有着上千年传统的人祭和人奠基习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洛阳的「殷顽民」多顽抗了一两代人的时间。
在周朝的控制范围之外，人祭行为还有星星点点的存在，比如，有东夷血统的恶来的后人秦族，虽然被周朝几度迁徙，但秦族首领仍一直顽固地保留着人祭、人殉和人奠基的风习。
和基于原始宗教向神奉献的人祭与人奠基不同，用人殉葬是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思维，富贵者希望把妻妾和奴婢带到彼岸世界继续侍奉自己，所以人殉在古代一直不绝如缕，直到清代。只是稍为幸运的是，后世的人殉规模已经远不如商代。
春秋的人祭回潮并未成为主流，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战国时期的社会重组和政治变革。由于列国兼并战争的威胁日渐增加，各国都进行了变法运动，废除贵族制，实行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而这需要官僚机器用理性、功利的方式管理社会，人祭自然属于不可容忍和必须取缔的行为。
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治邺的史事，呈现的就是新兴官僚政治和民间传统文化的碰撞。当时邺县还有「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本质上是把少女奉献给漳河水神的人祭行为。邺县在殷墟以北15公里，所以这种风俗很可能是殷商宗教的残余。到西门豹时代，普通的邺县人已经不愿为祭祀承担如此高昂的代价，只是苦于无法对抗地方精英「三老」和女巫联手主导的民间权力结构。
其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逐渐兴起，开始提倡仁政和爱人。当时还有制作陶人俑随葬和埋入祭祀坑的习俗，结果遭到孔子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对此的解释是，孔子讨厌这种模拟用人殉葬的行为，「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伴随着商朝的灭亡，人祭宗教亦逐渐消失。不过，商文明并非只有人祭宗教，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创造汉字和基于汉文数字的运算体系，完善夏人的青铜技术，引进西来的家马和马拉战车，都对后来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此外，商人还探索了古中国的诸多地域，甚至研究过人骨的各种利用方式，但随着商朝覆亡，这种探索精神和技术狂热也消失了，或者沦为被上层社会漠视的末流小技，在其后的三千年里一直未能复兴。即便作为商王室传人的宋国，也未能保留这些特质。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尾声 周公到孔子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
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这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因为《易经》是周人对翦商事业（起步）的记录，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父亲获得的天机，销毁它也就是对父亲和诸神的不敬。
孔子晚年最重大的工作，是编辑儒家经典「六经」。
这是按照周公精神对历史文献进行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六经」成书后，从上古到孔子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权威版本就此诞生，也标志着周公开创新华夏、埋葬旧华夏的工作得以正式完成。而孔子则以此向周公致敬，并参与、发展了周公的事业。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还曾先后出现道、墨、法、名、兵等学派，但它们所拥有的古典知识根本无法和儒家相提并论，何况其对上古历史的认识也只能来自儒家「六经」，因此，即使对儒家理论有所不满，也无法脱离儒家知识走太远。
概而言之，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而在其他诸人类文明中，神权和贵族政治的退场，都发生在公元1500年之后的所谓近现代时期。
周公和孔子的努力维持了两三千年，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挖出夏、商遗址，被「六经」等古文献掩盖和误读的历史真实，才得到重新诠释与复原。
我们被考古学改变的认知，不只是夏商。
后记
商人等东方族群本来没有族姓，周人灭商之后才赋予了他们族姓
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也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
